对中国古代陶器的研究历史进行回顾有助于新研究观点的产生

  8月20日开幕式结束后,为期两天的“史前陶器:技术与社会(屈家岭·2018)”进入会议研讨环节,研讨共分为6个模块,20多位学者围绕陶器的研究史、技术痕迹的分析与观察、多学科视角下的陶器研究、陶窑的考察与研究、民族学与模拟实验以及陶器使用与史前社会等议题来探讨史前陶器的技术与社会,对史前陶器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认识和思考。

  知史明今:研究回顾与展望

  陶器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陶器遗留的痕迹和现象是研究史前陶器制作工艺技术的重要证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李文杰先生认为古代制陶技术研究中有八个热点问题,怎么样划清手制、轮制、模制三类成型方法的界限,是解开热点问题的突破口。他指出要以陶器上遗留的痕迹和现象作为研究结论最可靠的证据,以模拟实验作为验证结论的手段,通过灵活运用多学科思维提出新的观点,引导古代制陶技术研究进入新阶段。

  温故而知新,对中国古代陶器的研究历史进行回顾有助于新研究观点的产生。山西大学王小娟将中国古代陶器的研究历程划分为探索-累积-进一步发展三个阶段,从开始仅掌握陶器特征、辨识遗址相对年代到由制陶工艺技术史研究上升到对社会层面的探讨,国内考古学者开始进行反思,陶器研究方法不断多元化,研究思路不断拓展。结合传统类型学、科技检测分析、实验考古、民族学调研等多种方法进行综合对比后,她提出考古学文化内部的变迁,可能在羼合料的选择上更能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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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陶之制作:技术痕迹的观察与分析

  陶器制作工艺研究是史前陶器研究中的重要环节,随着史前陶器研究的不断深入,除了器物类型学外,陶器技术痕迹的观察与分析也得到学者们的极大关注。技术痕迹的观察与分析不仅对陶器标本特征的研究有帮助,对于陶器标本所对应的文化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孙瀚龙通过对上山遗址陶器标本的器型、陶系、彩绘、陶衣、纹饰、制法进行观察,在量化统计的基础上,发现上山文化早期由夹炭红衣陶占主导地位,晚期陶色灰暗;早期陶胎普遍掺和大量的稻壳和稻叶,后该工艺特征弱化,中期泥质红衣陶,晚期夹砂陶的比例明显变高;陶器主要采用直接捏塑法、泥片贴筑法和泥条盘筑法;纹饰类型以细齿状纹数量最多,而大口盆、陶罐、平底盘是纹饰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器类。

  西北大学郭梦通过观察宁波鱼山遗址河姆渡文化早晚两期陶器、陶片标本的原料特征和制作痕迹,得出鱼山遗址河姆渡文化早晚两期在制陶技术上有明显的延续性,同时两期在原料、装饰手法和烧制技术上也有些许差异,此外,鱼山遗址的制陶技术与其他河姆渡文化遗址相比后表现出较强的共性。

  双墩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淮河中游地区独具地方特色的考古学文化,由于地处中国史前四大文化圈(中原、海岱、长江中游和下游)的过渡地带,所以对双墩史前社会的考察有助于理解中国史前文化作用圈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东表示该文化是史前夹蚌陶发展的高峰,黑陶渗碳工艺有很高水平,彩陶工艺具有地方特色。破损后的陶器和其他生活废弃物堆积储存后用于聚落内部的铺垫活动,这种生活废弃物的利用方式在淮河流域商周时代的土墩(堌堆)遗址内仍十分常见。

  史前制陶技术的变化与当时的环境变迁、人口迁徙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息息相关。淮河中游地区史前制陶技术与同时期周边大部分地区的制陶技术具有一致性,但也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小雷认为淮河中游史前文化历经石山孜早期文化、双墩文化、侯家寨二期文化、尉迟寺类型和龙山文化五大阶段。双墩时期开始,淮河作为南北的过渡已经确立,尉迟寺类型时,陶器开始有专门的制作地,这对于文化面貌的统一以及制陶技术流通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彭小军表示大量肉眼可见的痕迹和现象为我们了解陶器成型的技术和步骤提供了信息支撑。借助模拟实验、民族学资料、现代制陶工艺等手段,通过观察陶器或陶片内外壁及断面的痕迹,初步认为新石器时代中期陶器成型技术类型的空间分布以北方泥条盘筑、南方泥片贴筑为主,而新石器时代晚期西部以泥条拉坯,东部以快轮制陶为主。

  围绕以上两个模块,会议进行了评议讨论。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罗运兵副所长主持。他指出学者们在报告中分享了陶器制作研究的技术方法,以及具体遗址的研究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路径、方向,完善了古代陶器生产的细节,是良好的范例和基础。同时他希望能深化基础研究,建立良好的遗址报告编写体系。学者们就不同器物功能的探索、残留物可靠性、取样的原则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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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讨论

  陶之生产:多学科视角下的新发现

  科技手段与考古学相结合,为陶器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这对于陶器研究在多学科视角下产生新的发现有重要意义。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陶洋基于系统地球化学方法、元素成分分析等科学手段对新石器晚期江汉平原实用陶器、陶家湖城址和笑城城址居民的陶器生产、交换和获取方式进行分析。分析结果与同时期的聚落和人口形态进行比较,发现不同遗址间发生着持续的交换,说明陶家湖-笑城地区两座城址间是合作的关系而非竞争关系。

  北京大学崔剑锋通过科技手段分析大溪文化与仰韶文化,得出两个文化黑彩的颜料都为一类铁锰矿物;施彩时均使用软笔蘸稀释的彩浆绘制;仰韶文化直接将很细的颜料颗粒和粘土配成浆状绘彩,大溪文化在此基础上加入动物胶或者植物胶等有机胶绘彩。他认为两个文化对于黑彩施彩技术的异同表明大溪文化彩陶技术除了向仰韶文化学习外,还有自己的技术创新。

  古代陶器的产地问题其实可分为日用陶器和特殊陶器两类分别讨论。国家博物馆郭明建以龙山文化白陶为例对古代陶器产地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通过分析来自城子崖、丁公、尧王城、两城镇山东龙山文化4个遗址的50件白陶样品的科学分析表明,遗址的多数样品为本地生产,两城镇和尧王城的部分样品应为鲁西地区生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默然通过分析不同考古情景下的陶器生产,认为陶器生产被置于社会复杂化这个背景中时,对生产组织方式的探讨往往需要在比较中形成。但是,也往往会导向一种长时段和广地域的宏观研究倾向。探讨单个聚落的某个特定时期内,在不同的考古情境下,陶器生产组织方式的差异很有必要。他认为非等级社会小型聚落内部,陶器生产方式存在多样化可能性。

  陶之烧造:陶窑的考察与研究

  陶器的烧造作为陶器制作工艺中的重要环节,陶窑的考察与研究也成为陶器研究与陶器制作工艺的重要纽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志委对福建浦城仙阳猫儿弄山窑址、江西鹰潭角山遗址和清江吴城遗址发现的长条形窑炉进行分析,认为这些窑炉具备了后世成熟龙窑的诸多因素,但因各种原因缺乏将其确定为龙窑的关键因素。目前将这些窑炉理解为当地早期窑炉向龙窑的过渡可能更为合适,它们的出现对中国古代龙窑的成熟产生了重要作用。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德伟以屈家岭遗址烧坑类遗迹为视角对史前陶器的特点及其演变的动因进行考察。他认为屈家岭遗址史前陶器特点的变化与可能为陶窑性质的烧坑类遗迹关系密切。对不同类型陶器的需求直接促进了烧制技术的进步;同时烧制技术的发展为生产不同用途的陶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烧坑或明确为陶窑遗迹及其相关证据链的不断发现有助于从烧制技术的角度直观地认识陶器特点变化,进而更深入地解读其背后蕴含的社会信息。

  他山之石:来自民族学和模拟实验的启示

  民族学调查与考古学相结合,能够进一步拓展陶器研究与人之间的关联,将史前陶器与社会紧密结合。

  民族考古调查或民族志记载通常可为考古资料的解释与分析提供不可多得的启发与借鉴。首都师范大学王涛结合考古资料和对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制陶的民族学调查,从陶器操作链视角对相关内容进行对比分析,讨论了自古及今西双版纳民族制陶的传承与变迁,指出在陶器研究中,技术、经济、文化与社会密不可分。

  中央民族大学朱萍通过陶器制作性别分工的民族考古学思考得出,影响陶器制作性别分工的原因主要有陶器形制和种类、陶坯成型技术、制陶时间、制陶场所、制陶收益、宗教信仰、制陶者的体质特征、家庭劳动分工和婚姻形态等;专业化过程中,制陶者性别的转变也与家庭劳动分工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付永旭通过对考古出土文物标本的细致观察,实行有针对性的实验,对以往认为的滚压绳纹和拍印绳纹界定标准提出了新的思考。他认为有规律的、均匀的拍打形成的连续绳纹极类于滚压形成的。而且技术熟练的工人或均匀使力都可模糊陶器上陶拍的痕迹,单从肉眼观察也是难以区分。

  围绕以上两个模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主持评议讨论。他指出第一个模块主要是透过陶器来分析社会,特别契合会议的主题。后一个模块均属于民族考古学调查,能够通过观察得出遗物、遗迹、区域与人之间的关联。学者们就矿物成分、标准化分析、岩相分析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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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讨论

  陶之功能:陶器的使用与史前社会

  陶器的研究复杂却并不孤立,将陶器的功能研究与史前社会相结合,是一种研究的进步。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涂栋栋通过东亚和西亚早期陶器的比较,认为西亚的陶器产生于定居农业社会,可能是对旧石器晚期出现的石容器技术和石膏利用技术的继承。东亚和西亚早期陶器的不同可能体现了早期饮食习惯的不同。

  日常和仪式性的宴饮行为是史前社会互动的重要媒介和载体。围绕宴饮行为所产生的陶器遗存则是考古学家复原史前社会生活方式的基本物质资料。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温成浩通过研究运用技术类型学、统计学和残余物分析等多种方法对马家窑至四坝时期一些代表性陶器的使用情景和功能进行论证,他认为四坝文化中富有特色的切割口陶罐很可能是用来酿制发酵饮品的专用器具,它与其他种类的陶容器所形成的等级性组合则暗示了宴饮在当地社群的社会生活中可能占有重要地位。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姚凌对各期文化层及遗迹单位出土的数百件陶片标本进行了淀粉粒残留物的提取和分析,认为油子岭至石家河文化阶段,人类食用的主要农业作物包括水稻和粟两种,说明江汉平原地区虽是稻作农业的中心地区,但也存在食粟的现象。采集类植物也是史前人类的植食来源,但野生植物的利用呈现递减趋势;至战国晚期阶段,麦作农业已出现于江汉平原地区;在陶杯和陶壶形器内壁上提取到的植物淀粉粒的分析还表明该地区先民的生活中,很可能存在着饮酒习俗。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的何安益对岭南两广地区史前陶器演变模式进行研究。他将岭南史前时期总体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距今12000年至7000年,夹砂圜底器,确立岭南夹砂绳纹陶文化传统;第二阶段,距今7000年至5000年,圈足器阶段,打破夹砂绳纹圜底陶器大一统格局,显示北方史前文化对岭南影响;第三阶段距今5000年至3500年阶段,三足器阶段,形成以广东西江流域和广西桂西南左右江及红水河区域为代表两个有密切关系史前文化格局。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向其芳根据三房湾红陶杯形制特点,对比同时期的周边材料发现,相同形制的红陶杯的分布范围主要集中于石家河遗址东北地区。从微观的埋藏背景来看,红陶杯虽为常见随葬组合器类之一,但厚胎一类却鲜见于墓葬之中,推测它的功能应与会盟、祭祀、宴享相关。

  陶器是早期考古遗址中最常见的文化遗物,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小虎认为陶器破碎度形态是各种人类行为的结果,陶器破碎度的量化统计分析为判断遗迹性质提供了参考依据,为跨遗迹甚至是跨遗址的分析、比较人类行为提供参考信息,有利于从新的视角考察聚落内部的布局及变迁、遗址的形成过程和研究人类活动。

  围绕最后一个模块,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广明研究员主持了评议讨论。他表示学者们将研究当作事业这一精神非常值得钦佩,同时他指出无论陶器研究还是陶器社会研究,本质上最终要回归到考古层面。学者们就残留物分析、制陶痕迹分析、功能研究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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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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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现场

  21日下午,在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研究室主任李新伟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考古专委会主任、北京大学赵辉教授分别进行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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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伟研究员做学术发言

  李新伟研究员表示通过此次会议受到很多启发。参会学者的覆盖面非常全面,基本可以分为四个方面:首先,从技术层面看,陶器成分的分析(岩相、彩绘、残留物等)本身会提供很多知识,他希望通过对技术的思考使得陶器研究更接近社会,并配合考古学的思考解决产生细微差异的原因;其次,从观察类来看,通过拍打痕迹、成型方法、纹饰分析的观察以及标准化讨论等方法对陶器形态进行的描述已经很完备,但因为各种原因可能止步于描述,并未进一步拓展其与人本身的关联。能够通过观察得出遗物、遗迹、区域与人之间的关联,对于研究将是质的飞跃,也是努力进步的方向;随后,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方向来看,如果仅仅是观察、记录,就是民族学调查,以考古学的观点及良好的设计进行民族调查将会使其成为真正的民族考古学;最后,他指出结合考古背景的陶器研究是他关注的重点。他表示,此次会议证明陶器研究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并且还能从多方面深入展开的研究。同时出席此次会议的多为在一线主持发掘的青年学者,希望通过此次会议激发大家对陶器的深入思考,从而产生新的问题、开展新的研究、获得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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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辉教授做学术发言

  赵辉教授指出这是一场青年学者的学术盛会,同时对会议的主办方、承办方表示感谢。他作了题为“当今考古学的陶器研究”的主题发言。陶器遗存是数量最大的考古资料门类,形态复杂多变,与人们生活的大多数活动相关。因其是考古学遗存中最为“敏感”的门类,并含有丰富的信息,所以要重视陶器研究。陶器研究对于物质文化史和复原古代社会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他指出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陶器研究体系。要从陶器的“生命过程中”认识陶器,从出土背景、实验考古、民族志等方面理解陶器,从社会属性中解释陶器。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信息的记录,确保陶器信息被没有遗漏的榨取,同时注重与社会各个方面的联系,从相关性角度分析,作技术性串联,整理出相关信息做出历史解释。他建议我们要明白自己从事的研究在这样一个复杂庞大的研究体系中的位置及与“左邻右舍”的关系,这样,才会不断开拓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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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家岭遗址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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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屈家岭遗址现场

  会议期间与会学者们考察了屈家岭遗址公园、屈家岭遗址发掘现场、屈家岭陶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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